近年来，我国经济始终保持高速发展，中国人均GDP已经将近1万美元，正处于由高速度向高质量转变的战略期，中国居民杠杆率以迎头赶上的态势接近美国水平，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以后路径如何选择，也成了一大问题。

　　若不出意外的话，截至2018年末中国的人均GDP就将近1万美元，从而距离世界银行给出的人均GDP1.2万美元的高收入门槛又进了一步。中国正时处由高速度向高质量转变的战略期，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现阶段而言，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无疑就成为了核心问题。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的是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新的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徘徊的一种状态。按照世界银行最新标准，2001年中国经济就迈入中等收入门槛，之后在快速增长之下，于2010年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之列，但之后中国经济就出现了趋势性降速。在未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选择上，那些已经成功进入高收入国家的已有路径和经验，对中国而言就具有现实意义。

　　为了更好的找到路径选择的参考案例，笔者参照世界银行基于购买平价统计的人均GNI（国民总收入）数据，来选与中国现阶段对应的美国和日本相应发展阶段，即美日中三国人均GNI是分别于1980年、1984年和2013年超过1.2万国际元。即：1980年美国人均GNI = 1984年日本人均GNI = 2013年中国人均GNI。

　　以此为标准，笔者观察三国在人均GNI由1万国际元升至2万国际元期间，三国非金融部门杠杆率的变化情况，即政府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的情况，来探寻能给中国带来启示的经验或者教训。

　　首先，数据直观比较的结果。与2013-2017年的中国对应，美国是1980-1984年，日本则是1984-1988年。该阶段的数据显示：

　　（1）中国的非金融企业杠杆率明显高于美国和日本。

　　（2）中美政府杠杆率大体相当。

　　（3）中国居民杠杆率以迎头赶上的态势接近美国水平。

　　其次，该阶段三国非金融部门杠杆率的变化情况是：

　　（1）中国政府杠杆率上升了12%至46%，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上升了21% 至147%，居民杠杆率上升了15%至48%。

　　（2）美国政府杠杆率上升了9%至45%，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上升了6%至 58%，居民杠杆率稳定在50%左右，未有明显变化。

　　（3）日本国政府杠杆率数据缺失，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上升了24%至130% ，居民杠杆率上升了10%至63%。

　　第三，美国和日本的不同路径：

　　（1）在人均GNI由1.8万国际元升至2.4万国际元期间，日本的速度曾一度超过美国，对应着是1993-1999年期间的日本和1989-1995年的美国，但之后日本开始趋势性落后，期间非金融企业下降了20个百分点，同期政府则是加杠杆，居民杠杆率稳定在70%附近。

　　（2）在日本领先美国期间，美国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降了10%，同期居民的杠杆率升了5%，政府的杠杆率升了10%。

　　（3）美国和日本在该阶段均出现了非金融企业和政府之间的换杠杆，即非金融企业去杠杆的同时，政府在加杠杆。不同之处则在于期间美国居民也在加杠杆，而日本居民的杠杆率保持稳定。

　　（4）该阶段（1989-1995），美国适龄劳动力人口占比稳定在66%，老龄化程度未变，家庭净储蓄率由8%降至6%，美股市值占GDP比重由53%升至91%。

　　（5）该阶段（1993-1999）日本适龄劳动力人口占比则由70%降至68%，老龄化程度提高了4%，家庭净储蓄率由13%降至8%，日股市值占GDP比重未有明显变化，稳定在60%。

　　（6）在日本速度落后美国之后，日本非金融企业和居民杠杆率均开始趋势性下降，而政府杠杆率则快速上升；美国的情况则是政府和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稳定，居民杠杆率趋势性上升。

　　（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趋势性是稳定的，但居民杠杆率出现趋势性下降，同时政府杠杆率上升，即发生了居民和政府的换杠杆。而日本只有政府在继续加杠杆，非金融企业和居民并没有发生趋势性变化。

　　第四，美日经验对中国启示：

　　（1）整体而言，美国在不同时期通过不同部类之间的换杠杆，保证了其发展趋势，期间与其人口结构、收入结构、融资结构、市场出清机制、政府边界等均有直接关系。

　　（2）整体而言，日本非金融企业在快速发展阶段加杠杆之后，经历较长时间的去杠杆，期间主要是由政府加杠杆来补充的，日本为何产生此种路径，同样与其人口结构、收入结构、融资结构、市场出清机制、政府边界等均有直接关系。

　　对中国而言，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一定要受到诸多硬性制约，如果不考虑这些客观制约因素，那么政策初衷和实际的偏离一定会很大，甚至不排除是出现逆向选择的后果。

　　（3）由于国企软约束、融资平台等因素，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杠杆率均被严重低估，对应着无政府担保的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则是被高估了，这也造成了中国始终无法依靠市场出清机制来有效解决无效杠杆问题，由此出现的逆周期调控带来的扭曲影响也越来越严重，即经济运行债务推动型特征越来越明显。

　　那么现在中国即便不是大水漫灌，但保持流动性充裕的逆周期调控，究竟会带来什么后果，又会产生什么路径依赖呢？尤其是地方政府隐性担保所致的隐性和或有债务的化解问题，以及其背后企业与政府，中央与地方之间复杂的显性（隐性）债务关系，究竟应该在何种经济金融环境予以厘清和化解等问题。

　　（4）日本的经验显示，居民杠杆率与人口结构、金融市场财富效应以及消费文化等均有关系，而美国居民去杠杆的经历则表明，一旦居民开始趋势性降杠杆，危机形态就会很麻烦。

　　美日的经验表明了中国居民杠杆率一定存在一个边界问题，这个边界究竟该如何评估。